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 周其仁/文 今天，要确认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增长的事实，已经不需要罗列很多统计数据与图表了。每个在过去不同时段里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都不难通过对比印证中国的巨大变化。至于中国人自己，更可以各自的经历验证中国经济巨变的方方面面。甚至我本人的故事也提供了一个证据:1978年年初的时候，我还在东北边陲的北大荒从事农业劳动，仅仅九个月之后，我就和数万名时代的幸运儿一样，经过一场文化考试的选拔，到北京来念大学了。这当然是以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也正是无数像我一样普通的中国人得到的以前不可想象的机会，才成就了“不可想象的”中国经济增长。让我们转向理解的层面。怎样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变化呢？人们见仁见智。2002年美国劳动统计局出版了贝内斯特（Banister）撰写的一份评论，指出虽然中国工资上涨的步伐从1999年到2002年平均每年上升12%，比以前大大加快，但中国工资的加速升势根本没有拉近与发达国家工资的差距。2002年中国总体制造业的平均每小时工资只有0.57美元，仅相当于同年美国、日本和欧洲的3%，相当于新兴工业经济体的10%，或墨西哥和巴西工人的25%。该评论的结论是，“中国显然享有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他国家的优势”。这似乎为很多重大经济现象找到了一个答案:为什么中国拥有庞大的顺差？为什么美国出现庞大的逆差？为什么在近30年内中国的出口高达年平均增长24.4%？以及为什么在出口导向的拉动下，1979-2007年的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就是因为中国拥有举世罕见、数目惊人的“廉价劳动力”。事后看，2002年还只不过是中国正式加入WTO的第一年。此后中国的经济表现更令人感到吃惊:GDP的年增长率从10%推高到12%，出口相当于GDP的比例，从20%上翻到近40%，外汇储备更从不足3000亿美元冲过了2万亿。不过，如果要找一个公众容易接受的理论，首先还是“廉价劳力优势说”。不妨认真衡量一下这个解释。我提出的问题是:要是巨量的廉价劳力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优势，那么在中国劳力更为廉价的年代，为什么既看不到“中国制造”，也看不到“世界工厂”，更没有谁对“中国价格”感到忧心忡忡？以1978年为例，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尚不到欧美日本工人工资的1%，而那时9亿中国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更只有区区134元人民币——那显然更为廉价的劳力，为什么就没有能够形成“成本优势”？而那年的中国出口还不足100亿美元，只及2007年中国出口的0.8%？！答案是这样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都不能直接变成产品。所以，廉价劳力的优势也不能直接转化为产品的竞争优势。要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产品，非经过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不可。如果要素成本极其低廉，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体制运行成本极其昂贵，那么再廉价的要素也不可能转化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因此，组织成本（orga－nizationcost）和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cost），或者如阿罗教授在1969年定义的“经济体制运行的成本”（thecostsofrun－ningtheeconomicsystem），才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了各类企业的组织成本，才激发了人们的劳动、技术改进与创新、管理以及创业的热情，才激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在这里我想说，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所在。在实践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容易。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而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营运方式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则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今天已占全部产出的50%，以及全部就业的75%。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制的资源可以合股组建新企业，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变化。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变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中国在开放的方针下对内改革，也推动中国经济卷入全球市场竞争。出乎预料的是，对全球化竞争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可不单单只有中国自己。由于中国、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陆续开放，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秩序，根本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继续维系。旧有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我认为，这是发生当下全球经济所谓“失衡”问题的广阔舞台。